老板“瞎指挥”你咋办

2016-07-11 14:40:43 来源: 人力资源报 条评论

  核心提示:很多人在工作中最苦恼的事情就是领导插手工作,以个人喜好来指挥下属,这样不但破坏了规矩,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,还会令下属感到无所适从,不知该如何继续工作。

  很多人在工作中最苦恼的事情就是领导插手工作,以个人喜好来指挥下属,这样不但破坏了规矩,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,还会令下属感到无所适从,不知该如何继续工作。

    

而这方面,在古代的人治社会,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,因为帝王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,在其好恶面前,刑罚律令完全可以无视。那么下属究竟该如何应对呢?唐朝时的戴胄是一个好榜样。

    

戴胄是隋末唐初时的著名大臣,为人坚贞刚正,办事干练,熟知律法,颇有治事之才,也有直言敢谏的名声。隋末,他曾任门下录事。隋炀帝遇害后,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,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。王世充试图篡位,戴胄直言劝阻,王世充见众人反对激烈,只得违心同意,但谋夺篡位之心不死。不久,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己加九锡殊礼,戴胄再次苦苦劝谏;王世充恼羞成怒,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。不久,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充,攻克虎牢关时俘获戴胄,便将其引入秦王府担任幕僚。贞观元年,李世民初登大宝,恰巧负责审判刑罚的大理寺少卿空缺,李世民首先想到的就是戴胄:“大理,人命所系,胄清直,其人哉。”意思是,大理寺少卿职责重大、人命关天,而戴胄清廉正直,正是合适的人选。


对帝王 坚持原则不让步

    

初登皇位,锐意进取的唐太宗意欲整顿吏治,选贤任能,于是下旨在全国范围内招贤纳士。这令许多郁郁不得志的人跃跃欲试,甚至伪造履历以图抬高身价。这下吏部负责审核的官员压力山大,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一一核查每份履历的真伪。鉴于此,唐太宗专门发布敕令,自即日起,凡是伪造履历的人,若能自首则免死;但如果不自首,而被查出来或被他人告发,一经核实,杀无赦。

    

敕令发布后,有人举报徐州司户柳雄伪造在隋朝的做官经历、抬高资历。当时朋友劝柳雄赶紧自首,他却抱着侥幸心理拒绝了:“伪造履历的又不只我一人,朝廷岂能一一查实?”于是坚决辩称履历属实。然而最终大理寺核查出柳雄伪造官阶罪名属实,按照唐太宗的敕令,将柳雄判处死罪。

   

 顶风作案,不肯悔改,并且证据确凿,这案子看起来处理得没什么问题。可负责最终审核的戴胄挺身抗辩,坚持按照大唐的基本律法改判柳雄为流刑(即流放)。唐太宗怒不可遏,下令仍旧执行死刑。戴胄也是不肯服软的牛脾气,坚决与唐太宗争辩,双方都不肯退让。

    

唐太宗森然质问道:“朕此前发布敕令,若不自首即处死。现在你却判为流刑,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?难道你受了柳雄的贿赂要卖狱?”戴胄面无惧色,争辩说:“臣为天下人捍卫律法,不敢有一毫之私,更不敢玷污律法。陛下既然把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,就要按照大唐律法来判。柳雄伪造履历,罪不至死。”唐太宗气愤地说:“你倒是遵守律法了,将朕置于何处?朕身为天子却言而无信,如何面对天下人?”戴胄回答说:“法者,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;言者,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,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,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顺忿违信,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其意思是,国家颁布法律、公告天下,本就要坚决执行、取信于民,而陛下此前的敕令不过是因一时喜怒而说出来的。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,这怎么可以呢?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,这正是忍小忿而存大信。而如果坚持要顺应个人私愤而破坏信用,殊不明智。

    

戴胄这一番忠言逆耳也彻底打消了唐太宗的怒火。他感慨道:“法有所失,公能正之,朕何忧也!”柳雄最终逃过一死,判为流刑。


对权贵 一视同仁不逢迎

    

戴胄不仅敢于对唐太宗的“瞎指挥”说不,而且无论案件涉及的是功勋权贵还是平民百姓,都能够秉公执法、坚持原则。他的另一个传为美谈的案件就涉及一个大人物——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李世民是布衣之交,在大唐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,被评定为开国功臣第一,加之其妹又是皇后,故地位尤为尊崇。唐太宗时常召长孙无忌到寝宫议事,这种礼遇和重视远超其他群臣。

    

一次,长孙无忌奉召入宫议事,行得匆忙,竟然忘记把随身携带的佩刀解下来,直接就进入了东上阁。等办完事出门,监门校尉才发觉。这可不是小疏忽,事关帝王安全,若按照律法,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都当处死刑。然而毕竟是无心之过,加上长孙无忌的特殊身份,所以朝堂内外都在议论纷纷。唐太宗只好按程序把案子交给诸大臣共同议罪。

    

尚书右仆射(相当于宰相)封德彝认为:此案首错在校尉失察,罪当死;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,罚铜二十斤以折罪。这其实是封德彝揣摩上意,知道唐太宗想保全长孙无忌,于是将罪责通通推给监门校尉,长孙无忌罚点钱就糊弄过去了。至于小小监门校尉的死活和冤枉,谁又在乎呢?此言一出,唐太宗马上拍手认为所议恰当,想说就这么办吧。谁知一根筋的戴胄又一次站出来摇头表示反对:“校尉没有发觉和长孙无忌带刀入宫,都是失误罢了。陛下如果因为长孙无忌有功而想要赦免他,那不是大理寺能阻止的。但如果按律法论,光罚铜显然是不合适的。”唐太宗只得说:“律法不是朕一人说了算的律法,而是天下人都要遵守的。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国戚就区别对待呢?”于是命重新审议,封德彝依然坚持己见,戴胄于是再次反驳说:“校尉是因为受长孙无忌牵连而导致犯法的,哪有主犯轻判而从犯重判的道理?如果认为他们二人都是过失犯罪,那么从情理上来看是没有任何差别的,但对他们判处的结果却是生与死之别,这实在荒谬。”因为戴胄坚持劝谏,唐太宗最终也赦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。刘凡

    

史载,戴胄分析案情总能细致入微、丝丝入扣,且引摘案典,言若泉涌。处理案件,他靠的是专业,而不会因为唐太宗的好恶而唯唯诺诺、一味逢迎,从小处说是救人性命,从大处说则是维护了律法的权威,阻止了唐太宗的肆意妄为,这才是一个称职的下属应有的履职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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