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光皇帝的禁言妙计害了谁

2016-10-24 16:00:41 来源: 人力资源报 条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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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绝大多数的帝王,在继位之初,都有要成为有道明君的雄心壮志,一朝权力在手,便想有所作为,即使不能革除陋弊陈规,起码也要有整顿朝纲的新气象,于是鼓励臣子们忠言直谏。这本是好事,唐太宗和魏征不就这么一唱一和地开创了贞观之治吗?

    

但是人总是有惰性的,何况不少皇帝本就是做个门面功夫,天天有批不完的奏折报告,总有人在耳边说着忠言逆耳、苦口良药,总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,可是又不能表现出不耐烦或者禁止官员们上疏谏诤,那不成了昏君了吗?怎么办?


道光的奏章烦恼

    

清朝道光皇帝初登大宝之时,也是雄心勃勃地想要做出一番事业。刚坐上皇位仅仅十天,他就迫不及待地将军机处原有的四名军机大臣免职两人。不到半月,他下诏要清查官场种种陋规,想要从此杜绝行贿受贿和大肆搜刮的官场腐败。后来他还向官员大臣们广泛征求关于治国理政的建议,要求“凡臣工建言,必须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,补偏救弊之实,才能于事有益”。

    

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,大臣们也踊跃向道光皇帝提建议,到后来甚至对道光皇帝的生活举止一言一行都进行规劝,这就令道光帝感到十分尴尬了,但也不好发作,还得强颜欢笑,装出虚怀若谷、欣然接受批评的样子。况且这奏章实在太多,看得道光帝叫苦不迭。

    

原本不少帝王纳谏,半是为了挖掘人才、发现弊政,半是为了作秀,而那些说话不中听的官员文人,少不了要遭到事后追究问罪。比如道光帝的爷爷乾隆皇帝,在位的六十多年时间里,大兴文字狱,共计一百三十余起,几乎每半年就有人因言获罪。这也使得文官们面对乾隆皇帝时唯唯诺诺,一味歌功颂德,哪敢批评直谏?

    

皇位传到道光帝时已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,时移世易,皇权早已衰弱下降。比如道光帝要清查陋规,但是满朝文武和封疆大吏们都异口同声地反对,道光最终也只能收回成命,改革不了了之。这回面对不断涌来的谏言奏章,他也做不到以威权进行压制,无奈之下,只好向身边的智囊问计。

    

当时担任皇子师傅的杜受田向道光帝献策:“凡进言者,不问其所言如何,但挑剔其奏中格式之失,字体之误,交吏部议处,则言者苦之,封奏自稀。”——凡是进言的奏章,不管什么内容,先拿朝廷规定的公文格式逐一核对,找格式纰漏;若格式方面没有错误,那就找错别字。只要找到格式错误或者错别字,就交给吏部评议定罪。只要进言的官员尝到了苦头,受到了处罚,谏疏自然就会少了。道光帝半信半疑地采纳了这个计策之后,“果大效”。


禁言之计效法前人

    

杜受田的这招禁言之计,确实很妙,既没有让道光帝担上钳制言论的恶名,又让“言路自然结舌”。其原因就在于杜受田深谙文人的心理。

    

自明代开始,便有一种奇怪的现象:文官们以被帝王处以“廷杖”之刑为荣。因为被“廷杖”往往是由于官员的忠言直谏激怒了帝王,于是文官们认为这是彰显自己刚毅正直、不畏王权的标志,可以青史留名,谏言自然少不了。但如果是因为格式不正确、写了错别字而受罚,只会让人觉得此人学问不扎实,这对于好面子的文官来说,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于是,文官们会担心因为一时不慎出现错误而使颜面受损,奏章自然能免则免了。可见杜受田的这种禁言之法实在是摸透了文人的想法,巧妙之极。

   

其实,这种禁言之法,明朝皇帝早就用上了。明成化十八年,天下大灾,南京监察御史李珊上奏折建议皇帝赈济灾民。不知是不是觉得这奏折在讽刺自己治国不当,成化皇帝朱见深竟大发雷霆,但御史奏报灾情本就是分内职责,无可非议。朱见深以奏折中有几个错别字为由,命锦衣卫将李珊押赴午门,重重地打了20大板。

    

明隆庆初年,御史詹仰庇奉命去巡查国库,发现国库空虚,而看守的太监却中饱私囊,大肆攫取巨额财富,于是上疏要求严惩,并劝谏皇上戒奢。疏中有“再照人主奢俭,四方系安危”之句。“照”是察照,当时规定用于对同级或下级的告示中,詹仰庇一时笔误用于奏疏。隆庆皇帝朱载垕以此为由,打了他一百廷杖,革去官职。至于奏折所提出的种种弊政、问题,自然也就无人问津了。


闭目塞听终受害

    

在道光帝看来,这禁言之计去除了自己的心病,从此之后不中听的奏折越来越少,自然是心情畅快许多,而杜受田后来也凭借咸丰帝师傅的身份而官至大学士,享尽荣华富贵。但是这两人恐怕都没有想到,这招“妙计”所带来的巨大影响。

    

自此以后,言官再不敢轻易上奏折谏言,而朝廷内外一团和气,大小官员只顾搜刮行贿,再无言官监督检举之忧。曾经历三朝、相二帝的大学士曹振镛就说过,要想宦途得志,就得不吝贿赂之资,朝中有人才好做官;遇到困难,要取巧规避;最关键的则是模棱二字,切勿妄发议论。见有舞弊之事,须包涵勿言。简言之,就是“多磕头,遇事勿出主见”。

    

然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?在西方,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,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,西方工业文明的触角已开始向东方延伸,清朝遇到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非有大手笔、大变革不能挽回。

    

而恰在这关键的时刻,为中国掌舵的道光帝却用禁言“妙计”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封闭起来,只活在各级官员奏报的太平盛世中,以至于官场内外庸才遍地,没人想担当、没人能担当、没人敢担当。当鸦片战起、太平军兴之时,各级官员首先想到的都是“互相隐讳,莫敢上闻”,但当一败涂地再无挽回可能之时,官员奏报的、道光帝能听到的,也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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