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吏治为何先清后浊

2016-11-15 15:00:11 来源: 人力资源报 条评论

  核心提示: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,宋朝当然也不例外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,便对贪官大开杀戒。

 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,宋朝当然也不例外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,便对贪官大开杀戒。建国第一年(960年)二月,酒坊使左承规、副使田处岩合谋盗窃官酒而遭“弃市”(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);两个月后,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。宋太宗即位后,肃贪丝毫没有松懈。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,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;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。宋太宗还规定:官员因贪赃获罪者,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。

    

其后各朝,不但对贪腐保持严厉惩治,而且还从道德和自我约束方面做出了表率。陈师道的《后山谈丛》记载,宋仁宗每次私宴,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。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,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,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,官员答道:“每枚一千钱。”宋仁宗大为不快,说道:“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,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,我实在不敢受用。”于是停下筷子拒食此物。

    

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,后代公论是:“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”然而接下来笔锋一转,说:“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”。“矫其所为”,不单是指亡国破家的宋徽宗,更包括仁宗死后激进变法的王安石。为了推进新法,王安石不惜重用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、蔡卞、蔡京等个人品质有问题的官员,此前近百年涵育起来的道德底线被冲破。此后,宋朝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,哲宗朝愈演愈烈,徽宗时期则登峰造极,最终走向了彻底灭亡。


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径

    

古往今来的奸邪之人,脸上没有任何标签,这些人升官的手段各有不同,目的却只有一个——谋取私利。

似忠实奸谋取信任

    

力主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,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,很快将闲置十五年的铮臣司马光召回朝廷。司马光上台后,大刀阔斧地废除熙宁新法。当时大臣们对废除青苗、保甲等损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,但认为免役法就比变法前实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,建议暂时保留。司马光却固执地下令:五天之内,必须废除免役法。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瞅准这个表现自我的好机会,奇迹般地在五天之内废除了府界十多个县的免役法。司马光闻知后大声赞许:“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像蔡京这么坚决地执行政令,还有什么旧法不能革除?”在司马光眼里,狡黠善变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。


裙带关系平步青云

    

蔡京的儿子蔡攸,本是个连进士都没考中的无赖之徒,就凭着其父官居宰相,便在短短几年里由“御赐进士”爬到了三品高官。南宋后期奸相贾似道则是通过姐姐入宫一步步爬上高位的。他“少落魄,为游博,不事操行”,可见青年时就不学无术。当小官时,“日纵游诸妓家,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”。有一次宋理宗夜间出行,见西湖上灯火异常,对身边人说:“此必似道也。”命临安知府史岩之告诫他,谁知史岩之却说:“似道虽有少年气习,然其材可大用也。”史岩之所以举荐明显“带病”的贾似道,自然是想讨好贾妃和理宗,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层楼。


阿谀逢迎甘为帮凶

    

宋徽宗时期,大太监梁师成炙手可热,人称“隐相”。官员王黼抓住一切机会“父事之”,最终得到了梁师成的欢心,成为宰相。王黼也是边腐边升、“带病提拔”的典型。他掌管应奉局时,“四方水土珍异之物,悉苛取于民,进帝所者不能什一(十分之一),余皆入其家”。掌握了大权后,卖官便成了王黼敛财的另一工具,朱弁《曲洧旧闻》说他“公然受赂卖官,有定价”,要升任直秘阁(相当于今厅局级),至少要花三千贯钱,想升任通判(相当于今地市副职),也要拿出五百贯来。


“带病”之官为何还能提拔重用

    

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,提拔新人是朝廷必然之举。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,却大有玄妙。到了北宋晚期和南宋时,这些“带病”之官为何如此受青睐呢?

    

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。还拿蔡京为例。宋徽宗时,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,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。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“有手段”,且和曾布有大仇,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,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,恶行昭彰,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。结果没过几个月,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,蔡京坐收渔翁之利,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。

   

 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,权臣容易乘机弄权架空。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,奸臣当道自是必然。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,于是极力促成“花石纲(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)”和艮岳(北宋末著名宫苑)的修建。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,蔡京屡屡动用国库银两,每次都是几十、几百万地支取。而这些银两,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。

    

三是同恶相济。欧阳修在《朋党论》里说:“小人所好者,禄利也;所贪者,财货也……君子则不然,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。”当政者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,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财。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,毕竟是个别现象。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,势必“党引以为朋”,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,使整个官场塌方式腐败。以巨贪朱勔为例,在他主持花石纲期间,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,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,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《宋史·朱勔传》说,在运送花石的过程中,“篙工、柁师倚势贪横,陵轹州县,道路相视以目”。这些连“小官”都称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贪污横行,就是小人当道带来的巨大影响了。李之亮

    

从宋朝官场的先清后浊可以看出,用人切忌只顾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提拔品德操行皆败坏的小人,其带来的恶果远坏于所能获得的成就。其次则是要有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,不能让小人当道后再呼朋唤友,同恶相济。而要让他们只能在约束下老老实实地做事,不敢有非分之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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